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日益成為一個阻礙我國教育發展和學生健康成長的嚴重問題，并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據北師大教育學部的輿情監測資料顯示，近三年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問題一直高居輿情關注排行榜的前三位。大量的教輔作業和形形色色的考試，使得中小學生的個人主動學習興趣減退，學習動力嚴重欠缺，同時課業負擔過重還損害了學生的身心健康，造成諸多社會問題。

在我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之后，著名科學家、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先生卻在臨終前追問：“為什么我們的大學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對于“錢學森之問”，人們做了很多方面的解讀，但筆者認為，中國培養不出創新人才、領軍人物，從表面上看問題出在大學教育，而究其根源卻在中小學教育。中小學階段過重的課業負擔已經嚴重抑制了學生的創新性，甚至摧毀了學生的好奇心與問題意識，如此怎么能指望在大學階段能夠扭轉乾坤呢？因此，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是我國教育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創新教育只有從娃娃抓起，才能“培養出杰出人才”，才能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偉大目標。

筆者通過長期的實地和網上的結合調研，檢視了我國歷年來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問題的相關政策措施，反思了30多年來中小學生課業負擔“越減越重”的悖論，根據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提出了進一步改善有關體制機制、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建議，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主要表現

最近幾則有關中小學生的新聞引起了筆者痛心地關注。2011年9月19日下午，江西有三名10歲左右的女學生，因為作業沒有完成害怕被老師責罵相約跳樓，雖然三位學生的內心非常害怕跳樓，可是她們更加害怕沒完成作業而被老師罰站。在這樣巨大的課業壓力下，學生選擇了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來逃避。無獨有偶，2011年7月8日，山東省滕州一女孩因高考成績不理想，產生了輕生的念頭，幸被民警勸回。通過以上兩個案例，進而檢索有關新聞報道和調研資料，我們不難發現中小學生由于課業負擔過重而自殺絕非個例。根據廣東省教育廳公布的2010年全省中小學生非正常死亡情況統計，深圳共有9名中小學生自殺身亡。① 2010年上海中小學生安全情況報告表明，上海中小學生自殺死亡人數呈上升趨勢，2010年全年自殺死亡學生8人，其中初中學生2人、高中學生6人，比2009年增加2人。其中，因與家長發生爭執或不滿意家長管教方式而自殺的6人，因情感、學業壓力等原因自殺的2人。② 在全國范圍內來看，中國兒童在自殺原因的排列中，學習壓力過重占第一位（45.5%），其次為早戀（22.7%），父母離異（13.6%）。在自殺者的年齡排列中，12歲占第一位（40.3%），其次為14歲（22.7%），11歲和13歲（13.6%）。③ 以上的調研數據深刻地表明了我國教育現在仍存在著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學生壓力過大的問題。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存在于我國中小學教育的過程中，主要體現為：

(一)作業多，耗時長。現在中小學生的家庭作業非常多，常常到深夜仍不能完成。西安的劉峰先生因為自己的孩子寫作業到深夜，而給老師寫了長達11頁的信，請求老師別留作業。劉先生說孩子才上小學，作業少、簡單點的時候，寫到九十點就能睡覺，但要是作業量大一些，有些難度，就得做到夜里十二點。筆者為了研究中小學生作業多、壓力大的情況，曾在微博上發起投票調研。投票的題目是“假如孩子在小學每天作業做到十點，作為家長你會怎么辦？”截至目前共有65人參與投票，其中選擇“孩子做不完也不管，讓孩子到點就睡”選項的有21人(32%)；選擇“跟孩子一起做，抓緊替孩子做完作業”選項的有18人(28%)；選擇“跟學校交涉，要求以后少布置些作業”選項的有26人(40%)。從這個調查中可以明顯看出，中小學生作業過多、耗時過長的情況非常嚴重，甚至有接近1/3的家長會選擇替代孩子完成作業。由于過多的家庭作業，導致孩子嚴重缺乏睡眠。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國六大城市的2500名中小學生中進行的調查顯示，中小學生睡眠狀況不盡如人意，僅有1/3的小學生和不足1/4的初中生能夠獲得充足的睡眠。調查結果同時顯示中小學生年級越高睡眠越不足，而課業負擔過重則是主要原因。

（二）考試多，壓力大。現在的中小學生除了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還有許多模擬考試、小測驗，讓學生應接不暇，壓力非常大。在成都中小學生學習能力調查中顯示75%的中學生覺得學校的考試太多、壓力太大。很多學校為了提高學校排名，提高學生中考、高考成績，在平時的學習過程中不斷通過各種模擬測試、小測驗來鞏固學生的學習。考試越多，學生除了要完成很多家庭作業外，還要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準備考試。隨著年級的升高，考試越來越多，學生們幼小的肩膀上的擔子便越來越重。

（三）教輔多，書包重。現在我們隨處可見中小學生的拉桿書包，很多年前就開始提倡“減輕學生書包重量”，可這么多年過去了，書包重量不僅未減輕，反倒有越來越重的趨勢。上海市曾針對該問題做了一個量化調查，結果表明小學生的平均體重為28公斤，書包重量最重達到5公斤，平均重量為4.2公斤，占到了體重的15.04%，但這僅僅是開學首日學生需要帶的課本等物品，以后隨著作業本和課外教輔的慢慢增多，書包的重量還會越來越重。家長為了提高孩子成績，盲目地給孩子購買各種教輔，一些學校又因為與書商之間有著利益關系而忽略學生的承受能力，直接或間接地給學生增加教輔的數量，這樣便導致了學生書包越來越重，而不得不使用拉桿書包。“拉桿書包”現象凸顯了我國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需要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并從根本上加以解決。

（四）培訓多，休息少。據統計，在西安市，暑假有48.6%的中小學生參加過培訓班，其中小學生有64.4%、中學生有39.1%參加過培訓班；在威海市的統計中，暑假時有80%的中小學生報名參加過至少一個培訓班。由于中小學生在周末、假期要忙于參加各種培訓班，休息的時間越來越少，容易導致學生身心疲憊不堪、注意力不集中等情況。周末和寒暑假本來是為了放松學生身心而設計的，但是現在許多中小學生都不希望過周末和假期，因為在周末和假期中，他們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補習班和培訓班，不僅要參加文化課的學習，還要參加更多的所謂“興趣班”的培訓，這讓他們完全感覺不到放假的樂趣，卻只能感受到更多的疲憊。

（五）身心弱，承受差。中小學生年齡較小，正處在心理承受能力的塑造階段，而現在越來越重的課業負擔給他們幼小的心靈增添了過重的壓力。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一項調查表明,存在過重的心理壓力的學生在中學生中的比例高達31%。① 中學時期正是學生的心理和身體快速發展變化的重要時期，而且對于一個人的塑造最關鍵的就是中小學階段，恰恰這個階段也是中小學生身心較薄弱、承受能力較差的階段。因此在這個階段，中小學生需要的是相對寬松的環境和恰當的引導，而不是過重的課業負擔和巨大的壓力。

上述這些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種種表現已經足夠引起我們整個社會的重視和深刻的反思。因此，想要徹底解決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的現象，必須要找到問題的本源，進而從根本上提出解決方法來消滅這種現象。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成因探析

一些人認為，現在的孩子過于自私和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但是當我們面對這樣的情況時，我們更應該找到這種現象背后的根源，以及本質原因，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責怪我們的孩子。中小學生原本年齡較小、心理承受能力較弱，加之現在的孩子多數是獨生子女，認為自己的事情總是有父母去照料、有父母的庇護，內心形成一種依賴父母的慣性，因此在現實生活與父母期望產生沖突時，在沒有父母可以依賴的情況下，容易產生不知所措的行為，易于偏離健康的生活態度；同時中小學生又要承受種種來自社會、學校、老師、家長的外部壓力，從而導致中小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與其承擔的壓力不成比例，造成中小學生更大的心理負擔。現實中存在著許多造成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學生心理壓力巨大的原因。筆者對于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并與許多教育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探討。這些原因既有內部的，又有外部的，因此，本文更強調成因的外部性和系統性。

（一）家長望子成龍的迫切愿望。在現代家庭中獨生子女居多，生活條件也日益改善，家長把對子女的教育成長放在首要位置。有些家長對子女期望值過高，為了子女成才，不管孩子有沒有天賦，有沒有興趣，就讓孩子參加各種培訓班，學習彈琴、跳舞、書畫等；晚上、雙休日還給孩子請家教輔導，使其子女不堪重負。① 家長為了孩子能夠取得好成績、好名次，又懼怕學校布置的作業不足以使孩子很好地吸收課堂知識，便從各種渠道買來大量的學習資料讓孩子去做，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也對加重學生課業負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對于家長來說，每個家長都有望子成龍的迫切愿望，對孩子的過高期望和擔心孩子在今后的升學中遇到困難，從而導致家長對于孩子的學業要求越來越嚴格。又由于我國長期流行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思想的影響，加之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心理上也就提高了對孩子的要求，因此，學生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親情之愛，無可厚非，但同時，父母這種主觀施壓與過分考慮，并沒有從根本上考慮孩子本身的情況，沒有考慮孩子的成長實質。破繭成蝶，自是令人羨慕的燦爛，但過多的愛與期望，正是那把提前剪開蝶蛹的剪刀，孩子如沒有經歷過自我抗爭蛻變，稚嫩的翅膀又如何能迎接社會的大潮？

（二）教師壓力的傳導形成學生課業負擔。在很多學校中，教師的工資、“業績”是和學生的成績排名緊密聯系的。不少地方政府將對學校經費的投入和職稱指標的分配與學校的高考升學率掛鉤；為保持并擴大在升學率方面的優勢，學校也把高考升學率直接與教師個人的獎金、職稱等掛鉤。為了在這種 “應試競爭”中取勝，升學率較高的學校把預選指標硬性分配到教師，教師為完成任務而加班加點，針對高考進行大強度訓練，從而加重了學生的課業負擔。① 在學校這樣的制度之下，教師的工作考核壓力不斷增加，很可能會出現教師增加學生學習的強度和難度，導致教師不斷增加學生的作業量，不斷補課和做教輔習題，為了取得更好的考試成績還會增加各種模擬考試。教師在壓力之下的情緒難以控制，進而傳導給學生的現象也很普遍，比如：學生成績不好便斥責學生，或對學生采取冷漠這種“軟暴力”，個別老師甚至會出現體罰學生的現象。當然，隨著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教師體罰學生的現象越來越少，但是精神侮辱、精神歧視等變相體罰的情況卻越來越多，而社會對這些卻尚不夠重視。

（三）學校教育制度的轉型尚未完成。我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但至今，我們尚未完全從應試教育的教育制度轉變為素質教育的教育制度。現行的招生考試制度和新的考試辦法在加重學生負擔方面產生了最直接的作用。現行的考試制度從小學一年級甚至學前班起就把學生綁在了考試的戰車上，束縛在分數的框框中，學生被浸泡在茫茫題海中，變成了分數的奴隸，承受著極大的心理負擔。② 素質教育的核心內容應當包括學校、教師對于學生的人文關懷。心理素養形成的培養以及對學生情緒的調整，但是這恰恰是我們現在教育所缺失的。因此，學生在這些方面的薄弱，則直接導致了心理壓力的增加和負擔的加重。

（四）教育產業化的畸形發展加重了中小學課業負擔。教育產業化原本是指將教育作為一種產業，通過教育投入，可拉動教育經濟增長，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功能和特性。然而，現在我國的“教育產業化”卻背離了它的初衷。教輔出版商和書商，常常與學校進行一種利益交易。雖然表面上學校不再為學生購買教輔，但卻通過其他的方式間接地使學生購買指定出版社或者書商的教輔資料，例如學校的作業會指定某本教輔或者考試題目出自某本教輔等。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既是出版商、書商與學校之間的一種利益交易，這樣的利益交易最終的受害者則是我們廣大的中小學生。各種教輔資料給中小學生造成了更大的課業負擔，導致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進一步惡化。

（五）教育評價權與行政權尚未分離。教育評價權是我國教育行政部門對教育事業的“指揮棒”。在我國，教育行政部門負責對教育質量的監測、評估、排名等，涉及了對于師資及其他教育資源的調配和建設，但是教育行政部門在推進新課程改革的過程中并沒有提供一套相對科學的學校教育評價制度，從而使得一些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學校、家長都只把學生的升學率和考試分數作為檢驗學校、老師、學生的唯一標準。因此教育行政化對于學校有著深刻的影響，在這種影響的驅動下，學校將自身發展的壓力不斷下放至教師和學生，而又如上文所說的部分教師又會將壓力傳導給學生，于是學生則承受著越來越多的壓力。例如在北京市某區對學校的監測評估是通過對五年級學生進行抽測的形式進行的，而各個學校為了完成考核任務，順利通過評估，則從三年級就開始針對該抽測對學生進行大量的作業和模擬考試等練習。這在根源上即造成了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心理壓力過大的現實問題。

我國對于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歷史探索

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在我國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從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就不斷地對教育進行改革，以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簡要回顧本問題的探索歷史，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演變軌跡和對策措施長期失靈的根源。

（一）文革前我國采取的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措施。1949年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了對舊教育的改造方針，確立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教育方針。1950年毛澤東主席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觀點。1957年毛澤東要求省、地、市三級第一書記要管好“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的工作。1964年中央成立學制問題研究小組，草擬了《學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見稿）》，提出“全日制學校，小學基本學制為五年，不分段；中學基本學制為四年，不分段；設立高等教育預科教育，作為四年制中等教育同高等教育的銜接和過渡”。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的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措施。1983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全日制普通中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的十項規定》，提出“要減輕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擔”，“要保證學生的睡眠、休息和課外體育、文娛、科技活動時間”，“不要頻繁地進行考試”等要求。1988年，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提出要端正辦學思想，減少考試，減少課外作業，保證學生的睡眠、休息和課外體育、文娛、科技活動的時間等。1999年教育部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在關于課程管理的內容上不僅再次明確了課程三級管理制度，而且更進一步地擴大了地方和學校的權利，允許地方和學校開發符合本地實際需要的課程。在教科書制度方面，為了適應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國家“在統一基本要求，統一審定的前提下，逐步實現教材的多樣化”。

（三）新世紀我國采取的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措施。2000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中提出，現在一些學生負擔很重，結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必須引起各級黨委、政府和各級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2004年教育部提出了新形勢下“減負”的“五堅持、五不準”，即：“堅持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評價觀，不準把升學率作為衡量學校辦學水平的唯一指標；堅持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一律實行免試就近入學，不準小學、中學招生舉行選拔考試；堅持認真執行國家課程計劃，不準隨意增減課程門類、難度和課時；堅持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不準占用學生休息時間組織集體補課；堅持全面評價學生的發展，不準按考試成績排隊。” 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更新教育觀念，深化教學內容方式、考試招生制度、質量評價制度等改革，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提高學生綜合素質。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 推進教育改革創新，深化教學內容和方式、 考試和招生制度、 質量評價制度等改革，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

雖然我國長期以來，各地各部門采取了很多措施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學生負擔越減越重。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國教育的行政化主導，以及教育產業化并沒有遵循真正的教育規律所導致。因此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治理，找到該問題的根源，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減輕中小學生負擔和心理壓力的積極措施

人民對于國家的教育質量有著很高的期許，教育行政部門為了達到人民的期望值而建立了一套評估、監測學校教學質量的標準體系，學校在這樣的監測體系下為了完成目標而對教師和學生產生了更加嚴格的要求。教師為完成學校交給的任務，將最終的壓力全部施加給學生，而學生的整體素質恰恰又是國家教育質量的最終體現，試問在如此大的課業負擔和心理壓力之下，我們的學生如何才能實現目標？現在，我們的教育陷入到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如何走出這個怪圈，需要仔細分析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目前人們從多方面提出了解決該問題的方法和措施，這在一定程度能夠有助于解決小中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

（一）建立和完善教學中的心理疏導、心理培訓制度。目前，中小學生在學習生活中面臨著較大的心理壓力，但由于學生年齡較小、心理尚不成熟等原因，尚不懂得調整。在我國過去的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所采取的措施中，對于中小學生的心理疏導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學校應當建立和完善教育疏導制度，開設心理輔導課程，有條件的學校應當設立心理疏導室，及時解決學生的心理問題，幫助學生調整心態、調節壓力，使學生能夠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和學習。從家長的角度來看，家長應當及時關注孩子的心理動向，積極與孩子產生心理互動，消除孩子的心理負擔，并且不應當“包辦”孩子的一切事務，將符合孩子年齡的事項交給他們自己去處理和解決，適當鍛煉孩子的應變處事能力，加強他們的心理素質。

（二）注重對教師的人文關懷，減輕教師壓力向學生的傳導。在對于解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壓力這個問題上，我們通常只是從學生的角度來減輕負擔，卻忘了學生仍有部分心理壓力來源于他們的老師。在學校教學管理中，雖然強調對教師的嚴格要求，但卻少了一些對教師的人文關懷，而且對于教師的考核制度通常也是通過學生的成績來劃定。這樣就容易造成教師對自己情緒的失控，從而傳導給學生的情況。因此，我們需要完善對于教師的評價考核制度，不能僅僅通過學生的成績或者學生的表現來確定教師的素質，可以從教師的各方面工作來考核該教師是否稱職，學生的成績固然是考核的一方面，卻不能是唯一的。當然學校也要同時注重對于教師的人文關懷，做好對于教師的情緒疏導工作，這對于為中小學生減輕負擔和心理壓力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三）加強社會對大眾教育觀念的引導，讓人們形成正確的教育觀。社會是每個人生活的一個大背景，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人，每個人的思想觀念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受到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不科學的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加劇了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現象的泛濫。① 因此，我們應當從社會的高度來引導人們的教育觀念。首先，我們要加強社會對于學校的引導。現在許多學校一味地追求高升學率、高就業率，而忽視學生正常的身心發展，造成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因此要首先引導學校走上一個培養全面人才的道路，不能一味地只強調成績而忽略其他；其次，我們要加強社會對于家長的引導。許多家長一直期望學生能夠取得好的成績，認為成績是衡量自己孩子的唯一標準，孩子沒有高的分數就會否定孩子的一切，從而給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社會應當注重對于家長的影響和引導。那么如何引導學校和家長呢？筆者認為應當由廣大的社會參與者共同構建、共同營造。首先，工作單位應當改變自己的招聘策略，不能只看“名校”、“熱門專業”、“好成績”，應當更加注重應聘者的綜合能力，不能只一味地追求成績。其次，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改變“學習成績就是一切”的觀念，為孩子們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學習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孩子們減輕壓力，減輕負擔。

（四）依法治教，將法律責任落到實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背景的“痼疾”，它不會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而自動迅速消失。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教育方面的立法，從法律層面來保證中小學生負擔的減輕，依法治教，切實保護中小學生不遭受過大的壓力和課業負擔。② 將學校及其負責人列入管理范圍，加強對使中小學生承擔較大課業負擔的行為加以規制，并責任到人。只有真正地由法律加以了規制，責任才能落到實處，才能切實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壓力。

(五)積極促進教育制度的轉變，完善教育評價標準。我國教育制度仍然在不斷向素質教育轉變，但始終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因此，我們應當從多方面采取措施來完善我國的教育制度。首先，我們應當促進素質教育核心內容的完善，使得學校和社會對于學生的人文關懷、心理素養的培養、情緒調整等進入到教育過程中，貫穿學生的整個學習生活；其次，社會應當引導學校、家長和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不能單純地認為升學率是衡量一個學校好壞的唯一標準；高分數也不能成為衡量學生個人素質高低的唯一準繩。我們應當盡快促進教育模式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將把我們的學生培養成全面健康發展的人才作為工作目標。

治理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根本在于規范教育行政權

很多學者認為造成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原因僅僅局限于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卻很容易疏忽我國教育行政化的影響。在我國，行政機關依法享有管理國家教育事務的權力，教育行政部門有管理、監測和評審教育機構的權利和義務。但是，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可能導致教育的自主性喪失，① 這種教育行政化的管理體制導致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心理壓力過大的問題難以得到根治。國家行政機關對教育進行管理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教育行政權歸根究底是一種行政權力，因此需要對它進行適度的限制，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

（一）抑制教育行政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行政權力的行使有兩個基本原則——行政合法性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既然教育行政權是一種行政權，那么在行使的過程中就必須受到這兩個基本原則的約束和限制。首先，根據行政合法性原則，教育行政部門在管理教育事務時，權力的存在和行使以及違法后承擔的法律責任都應當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但是在我國現實的教育制度中，對于教育行政立法卻有很多違背憲法法律立法目的的情況。比如我國《義務教育法》第29條明確規定，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應當平等對待學生，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促進學生的充分發展。教師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歧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但是在現實中，還是有教師體罰學生、侮辱學生的情形出現，并且沒有得到法律良好的規制。

我們要及時清理加重學生課業負擔的政策法規。在教育行政立法中，也有下位法違反上位法的情形。例如，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義務教育法》第2條規定，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但是，在《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的第14條中卻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經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申請借讀。② 又如，《義務教育法》第2條規定，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而《實施細則》第17條則規定，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可收取雜費。而且《實施細則》增加了“戶籍條件”這一限制以及規定學校可以收取雜費。因此我們必須要嚴格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權的合法行使，并不斷完善教育的行政立法規范。根據行政合理性原則，行政行為必須出于合法目的并符合法定目的，而且行政內容也要公正適度。

（二）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來規范教育的評價權。教育行政部門在對學校進行監測的過程中，應當注重監測評估機制的合理性，注重對師資和其他教學資源合理公正的調配，不能單純通過考試來確定評價標準，應當建立一種科學的評估機制。我國的教育行政部門的權限過大，可以審查學校及教師的資格，甚至掌握著學校的財政大權等，同時教育行政部門還具有監督評價學校及教師的權力，實際上是“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

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應當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用于對學校、教師進行日常監測，以更好地達到教學目標。這種第三方的評估機制應當能夠獨立于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之外，從宏觀上把握對于教育、教學質量的監測，能夠做到公平公正。這種第三方評估機制需要滿足以下四個條件：（1）第三方組織是一個專業性的評價組織，其成員都是經過專業培訓的專職人員；（2）該類組織獨立于教育行政體系之外，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但是要接受教育行政機構的監督，即教育行政部門有權了解評價過程的每一個細節，并有權對評價結果提出質疑；（3）該類組織與學校是平等的合作關系，無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4）教育行政部門與學校都無權更改評價結果，如果對評價結果不能達成一致，教育行政部門與學校可以提出重測要求。①

（三）建立并完善減輕中學生課業負擔的教育問責制度。首先，我們應當合理地配置和劃分權力，明確職責。當前我國教育部門之間，教育系統內部和學校之間的責任劃分不規范，職能重疊部分很嚴重，執法和問責時多數采取逃避的手段，使得減輕中學生課業負擔問責難以落實到實處。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快教育體制的改革，明確教育系統內部機構的職能及工作人員的職責，否則責任人難以確定，最終只會使問責制歸于口號，導致責任虛設而責任追究不到位。其次，真正的問責制度不應當流于教育系統內部官僚化的自我監督，而是應當強化內部對學生和家長的責任意識，并且還應當把教育機構內部的政務進行公開，只有這樣才能使問責制不會成為空談。最后，還應該建立自下而上、由外及內的真正的問責制度，并將其貫穿于日常教育工作之中，使學生課業負擔的問責制度常態化，并不是只有在出現問題的時候才想到問責制，從而使教育工作者時刻提高責任意識、風險意識和服務意識，切實依法工作，減少在治理課業負擔問題上的亂作為及不作為。

此外，我們還應當加大教育信息公開的力度，加強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問題的社會監管。通過學生課業負擔有關信息的公開，可以促進對學校、教師評估標準的優化，從而減輕老師和學生課業的壓力；同時，也可以提高全社會對于科學教育評估標準的理解，普及升學率和成績并非評估一個學校和學生實力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從而從社會的高度引導人民改變現有的教育觀念。這樣才能有利于從體制機制上消除中小學生課業過重的現象。

結束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目前我國教育行政化是導致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心理壓力過大問題難以根治的制度根源。我們只有通過科學規范行政立法、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等方法，才能更好地消除教育行政化這一本源性的問題。只有當教育行政化這一問題得到良好的解決，第三方或者社會對于學校和教師有了科學的評估、監測機制，排除了行政權力的干涉，學校教育才能向著素質教育模式發展，使得成績和升學率不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進而促使學校對于教師的工作評價標準也會隨之改變，不再單一地以學生成績為考核標準，使得教師的壓力隨之減小，進而使得教師對學生的壓力傳導問題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全社會由于加入到了對教育的評估中，對于教育真正的目的也會有新的認識和看法，人民對于教育機制會有新的認識和期待。學生的壓力也由于“不以成績為中心”的評價標準的出現而減小，并且由教師傳導來的壓力也在不斷降低，從而減少了課業負擔，減輕了心理壓力，如此一來，學生才能夠向著更加積極、更加全面的方向發展。只有通過這樣的方法，我們才有可能走出上述教育中的“惡性循環”。

正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中所講的，“中國未來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靠人才，基礎在教育。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教育還不完全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觀念相對落后，內容方法比較陳舊，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素質教育推進困難；學生適應社會和就業創業能力不強，創新型、實用型、復合型人才緊缺；教育體制機制不完善，學校辦學活力不足；教育結構和布局不盡合理，城鄉、區域教育發展不平衡，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發展滯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實。接受良好教育成為人民群眾強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為全社會共同心聲。”只有規范教育行政權力、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加強行政問責制度，才能從根源上發現我們現行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其他相關問題迎刃而解，讓孩子們真正地從繁重的課業和巨大的心理壓力中解脫出來，實現素質教育模式，保障我國教育事業的穩步發展，并最終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偉大目標。